作者简介：
冯昭信，男，中共党员，1939年4月出生。曾在我校养殖系、科研处工作，2000年12月退休。
学校门外（杂感）
我是1967年来学校工作的，当时是大连水产专科学校（大连海洋大学的前身）。学校的大门也是现在这个位置，但门前却没有这样漂亮的马路，是一条土路。过了路有一个垃圾堆，垃圾堆下面就是大海。我每天早晨起来看大海，红红的天上飘着几朵红云。大海上养着海带，养海带的工人乘船从眼前驶过，一时兴起写了一首小诗：
眺东方， 红云烧； 望西山， 绿松娇。
船划过， 渔人早； 喜煞人， 黑石礁。
近些年，学校大门外有很大的变化。修好一条漂亮的马路，修建了一条6公里多的跨海大桥，建了一座自然博物馆，海中的海带筏子也都迁到别的地方去了，校门前的垃圾堆也无影无踪了。我又写了一首小诗：
眺东方， 红云烧； 望西山， 绿松娇。
楼矗立， 博物馆； 跃水龙， 跨海桥。
早晨练， 有广场； 晚休闲， 花园好。
人要学点真本事（真人真事真实的故事）
1970年初，我从部队接受再教育回来（到复州湾）。我的故事也是从这里开始的。
复州湾在渤海边，是复县（现为瓦房店市）管辖的一部分。每天早上太阳一出我就起床，然后出去跑步锻炼身体。等别人起床时我已经吃完饭了，等别人洗脸时，我已经开始学习了。这就像在操场上跑，别人还在准备，我先跑出去了，等别人追上我的时候，我已经到终点了。我虽然比别人多付出，多辛苦，但我没有掉队，这就是我的胜利，这也是我的生活哲理。
这期间，我从图书馆借了一本俄文科普书《鱼类》，每天看这本书，既开了眼界，又学到了知识。学了一段时间，自己有了一些感想，也写了两篇科普文章。也就是这时候，大连成立了“科普创作协会”，有写文章的，也有画插图的，我参加这个协会写文章。
1972年起学校招收工农兵学员，并让我给海渔系的学生上“鱼类学”课。有一天，刚下课，宣传部长张国芳老师找到我说：“课上完了？”
我回答说：“上完了，有事吗？张老师”
张老师说：“来，上我办公室来一趟。”
来到张老师办公室，看到有一个40来岁的男人坐在他办公室。张老师指着我向来人介绍说：“这是我们学校的冯老师，刚刚下课。”
然后他又指着来人向我介绍说：“这位是北京人民出版社李编辑。”和李编辑握手。
张老师又接着说：“冯老师是教鱼类学的，平时爱写一点东西，最近发表了两篇科普文章。”然后他又说：“李编辑，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和冯老师说说，看他能不能为你们写点东西。”
李编辑开门见山地说：“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5年了，出版行业也5年没有出书了，文化行业的市场很萧条。这几年青年们甚至连孩子们也不想读书，目前全世界科学水平发展地很快，不读书，不学知识，不了解世界科学动态，我们很快就会被别的国家甩在后面，到那时我们再奋起直追，恐怕也很难追上别人。我们研究，科普方面的书可以先出一些，给大家制造一些科学氛围，了解一些世界科学动态还是有好处的。”
我问：“你们要哪方面的书？我是教鱼类学的，我只能结合我的专业给你们写点东西。目前的科学动态恐怕结合不上。”
李编辑说：“我们是想做一批以各行业基本知识为内容的科普书，读者对象面可大可小。就是说可以是大人小孩都能看的书，也可以是给少年儿童看的书。内容面也很宽，哪方面的都行。你是教鱼类的，你写这方面的内容也很好，大家也一定很喜欢。”
我说：“书我过去没写过，可以试试看，最近我看了一些国外的材料，也是科普内容的，我想办法充进一些，写出来还有一点新鲜感。”
李编辑高兴地说：“好！太好了，你这本书我就定了。咱们编的是科普书，有五、六万字就够了，但是目前群众没有书看，你最好在明年五一前交稿。”
我说：“我目前事不是很多，大概问题不大。”
双方留下联系方法，李编辑说：“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去电话。”
我接到任务后，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到编写科普书上。我想：说是给出版社写书，但在整个写书过程中要体现出自己的信誉。特别是我是第一次接到编书的任务，更要保质保量按时完成。
本书读者对象面广，由少儿到青年，所以得有一定量的插图。资料从书上找，图从俄文科普书上采用一些，那时还没有复印，更没有彩印，所以图全是自己描下来再画黑白的。由于当时学校已经招了学生，我还有上课任务。我把一个暑假，一个寒假全部用上了，到1975年4月完成了任务，交给了北京人民出版社。1976年7月《鱼类的生活》这本书由北京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。
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，中央向各部（当时好多部都有学校——中专、大专、大学）下达指示，要求各部组织专家编写上课用教材。
一天，学院文干院长找我说：“冯老师给你一个任务，你承担你这门课的教材编写任务。”
我以为听错了，回问：“什么？让我编教材？”
文院长说：“对！是让你编教材。编40个课时的教材。”
我一听就懵了。说实在的，我不敢接这个任务，因为我是新教师，仅上了三轮课，连个中级职称都没有就敢编教材？真是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了。
领导看我站那儿不说话，估计是我信心不足。他鼓励我说：“怎么，小冯？我看你一天挺有活力的，怎么信心不足了？其实，这门课的主编是我从别的学校争过来的。据我了解，咱们“水”字口这么多老师，只有你最近出版一本科普书。这就说明你文化大革命期间，业务一直没有放下。现在想让你真的施展施展本领，你怎么还缩回来了？”
我听领导这么说，一下鼓起劲来了，说：“好！我接受领导给的任务，有什么困难我自己克服。”
领导又补充了一句：“拿到任务还要赶紧干，苦干这一冬，明年开春要交稿，因为现在上课没有教材。”
我心里也在想，大学已经招本科生，现在编的教材以后也是本科生用，是学生上课的正规教材。那就是说，教材不仅要赶时间，而且要有质量上的高度，要有科学上的准确性。这对自己确确实实是一次考验。
除了上课以外，我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编写教材上，晚上下班我也带着资料和稿纸。那时家里没有电视，吃完饭放下筷子就编教材，就这样干了一冬，教材还没有写完。马上要过年了，我也很着急，有两次妻子晚上在工厂上夜班，我吃过晚饭，碗也没洗，一直干到第二天大天亮。家里没有暖气，只有一个烧煤的小炉子，要想晚上能在家里干活，就得把家里的炉子烧好。家没有好煤，就是碎末，再赶上风有点不太顺，不仅是火不旺，还弄得满屋子烟。一宿烧了有20多斤煤，早晨倒出的煤灰一大堆。
紧赶慢赶总算在春节前把教材写完了，春节过后我从头到尾又检查一遍就交稿了。
1979年，海洋捕捞专业用《鱼类学》统编教材，由农业出版社正式出版。该教材有27万字，由于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起，已有13年没有教材，学生上课没有参考，故在出版后的几十年内，出版社曾7次印刷。
总结《鱼类学》（第一版）编写的过程，自己找出三点经验教训：一是重视平常积累。文化大革命期间，一般人整天没有事东游西逛，我却在看书学习，我脑子里比别人多积存了一些资料；二是缺自己的东西，这次编教材几乎全是别人的材料，自己只做了一张鱼型与体轴变化关系表，缺自己的特色；三是比较乱，规范化和系统化不够。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们对花鲈鱼进行研究，学校渔船为了配合我们研究，在渤海捕花鲈给我们提供研究标本，我们制作了花鲈骨骼系统标本、进行了肌肉系统观察、消化系统、血液循环系统等方面的观察以及花鲈年龄、生长、繁殖等生物学方面的研究，并画了相关的图。
根据这些材料我又组织编写了《鱼类学第二版，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材，约32万字。1998年5月，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，印刷了2900册。
由于第一版教材编写得比较粗糙，资料比较陈旧，第二版《鱼类学》教材，从形式上、内容上都进行了修订，其特点，集中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：①适用范围广泛性。本教材除供本专业本科学生使用外，还适用于渔政管理专业、海洋渔业专业、水产食品加工、远洋船员培训等领域；②突出了应用性。由于近海资源结构变化，分类部分突出生产种类、适当增加远洋种类以及对幼鱼的保护措施等内容；③保持了学科体系的严谨性和先进性。根据本专业的需要，压缩了形态学部分，充实了分类学部分，对经济鱼类增加了生活习性内容，做到“简而不失，详而不乱”；④贯穿了启发性。由典型泛及一般，突出典型鱼的结构，突出有代表性、常见的、生产性的鱼类，章前有思路提示，章后有问题参考；⑤渗透了创造性。在突出典型、精简文字、设计启发思路等都是以前同类教材所没有的。
回顾这段经历，我深深感到，日常的学习和积累是非常重要的。同时，对于未做过的事情要有足够的信心，敢于尝试、敢于创新。最后，就是做事要有恒心和毅力，要有克服困难的勇气。要养成终身学习的好习惯。
